2017年底槟城檀香寺佛教青年学术讨论会追记

 文:广济
2018年1月13日星期六

由槟城檀香寺所主持的学术讨论会已经有很多次了，不过这次（2017年12月中旬）有点特殊，其目的是为青年佛教学者——特别是在校博硕生及新近步入佛教学术的人提供一个发表论文，相互交流的机会，以此鼓励后进佛教学者，促进佛教学术的发展。作为国际佛教大学(国佛大)的老学生，我很感谢檀香寺给我这次机会，能够参与其中。

  这次学术会议名为“国际青年学术讨论会”，由泰国国际佛教大学主办，檀香寺协办，会场地址就设在檀香寺内。为了增进国佛大学生的学术意识，提升学术能力，也邀请国佛大的学生到会参与，其中有十二位学生写了论文，其余是观察者。由于国家不同，进入马来西亚有不同的规定。比如持东盟和中国护照者可从陆路直接进入马国，而持孟加拉，兰卡和印度护照者，则只能坐飞机先到吉隆坡，然后转道去槟城。我们从陆路进入马国的学生，于12月14号（2017）早九点从国佛大南部校区出发，约半小时到马泰边境，然后一小时多通关，再驱车两小时余，至一点多到槟城檀香寺。

  槟城檀香寺在食宿、行旅与车辆方面都给予国佛大学生全部的无偿支助。凡是发表论文者，不分国佛大学生还是外来者，均住在酒店中。我嫌麻烦，两天中来回跑，我没去酒店住，就同其他学生一起在檀香寺打地铺了。

  檀香寺坐落在槟城东边，十分接近槟城飞机场。檀香寺外形看起来不像寺庙，而是五层楼高、标准长方形的现代大楼。为什么建成这样呢？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避开马来政府的审查，马国是以回教为主的国家，肯定会限制华人建高大的中国式的寺庙；二是为了实用，唯悟法师是位现代意识鲜明的出家人，他注重实用而不是好看。作为一座综合性的大楼，檀香寺内有餐厅、念佛堂、办公室、法物流通处，婚姻登记处，幼儿园、养老院、会议大厅、图书馆与大殿等。其外有很多住宿的房间，房间都配有公私厕所。

  檀香寺的建筑打破了传统华人传统建寺的观念，完全依照佛教的现代功能来设计，体现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福利功能，宗教教化功能，现代教育功能，很好地把传统佛教同现代人的生活，现代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使古老的佛教能够在现代都市中展现它的现实作用和意义。
 
会议安排在17号与18号两天中进行。17号为英文组，18号为中文组。中英文又各分两组，同时在檀香寺五楼两间会场中举行。一天三个场次，上午一场，下午两场。15号那天我们没出去，在檀香修改PPT，下午国佛大老师还集和演讲者试讲了一番。

16号那天，我没有随中文组的人出去玩，而是参加了英文组的会议。英文组共有21个论文发表者，来自不同国家，他们分别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中国和中国香港。斯里兰卡来得比较多，有四五位之多。其中有对兰卡的夫妇，带着一位小女孩，十分惹人注目。丈夫竟会说中文，曾在山东大学历史系留学，共六年左右，获博士学位，现在兰卡某大学教书。
  英文组的参会文章，其题目与内容涉及广泛，攘括教义与戒律、佛教社会学与心理学、佛教文化、禅修与佛教艺术等，这里只选两篇来看看。

尼泊尔蓝毗尼佛教大学的博士生Naresh Shakya先生写的是“尼瓦尔（Newar）对亚洲佛教艺术的贡献”（Newar Artists’ contribution to Asian Buddhist Paintings。作者首先论述了尼瓦尔佛教艺术的缘起和基本特质，以及历史发展的阶段。然后分别讨论了Newar佛教艺术对西藏和敦煌佛教艺术的影响。Naresh Shakya还说他曾与其妻子到过西藏和敦煌，亲自考察尼瓦尔佛教艺术对西藏和敦煌的影响。私下我们同他谈到了四五世纪尼泊尔籍的Buddhabhadra（觉贤法师），他兴趣一下来了，并着重申明觉贤法师生在尼泊尔，而不是北印度，他民族感情与民族自豪感可见一般。

  尼瓦尔人（Newar）是生活在加德满都河谷的原住民，创造了加德满都河谷的古文明。尼瓦尔一词到十八世纪以后，慢慢演变成“尼泊尔”，尼瓦尔语就进化成现代尼泊尔语，现代尼泊尔族就因此产生了。

  尼瓦尔人长期以来信仰密教，而且其中有不少人自称是释迦族的后代，他们与后来从西方来卡斯人（Khas或Khasas1769年）是不太一样的。尼瓦尔人语言中有汉藏语系的底层因子，也明显受到梵文的影响。有人传言，经DNA研究证实，尼瓦尔人的祖先与汉族藏族有深切的关系，因此认为，尼瓦尔人是来自西藏古羌人的后裔，只不过后来与印度诸族混血了。学术界一直争论佛陀是印度人还是黄种人，通过尼瓦人的历史确实给我们很多线索，佛陀很可能是黄种人。他反对印度等级制度和印度教文化，可能与他是黄种人，有黄种人自己传统文化有关。

  历史以来，尼泊尔与汉藏民族就存在交往关系，尼泊尔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自是著名的一例。尼泊尔人进入汉地，也不乏记录，晋宋有觉贤法师，翻译六十华严等经，元代有阿尼哥（Araniko，1244-1306年），他在北京妙应寺所监制优美绝伦的白塔，至今为人称颂。

  第二篇是Yao Teng（姚腾？）的文章，题目是“汉文大藏经英译历史：四种范式”（The History of Translating Chinese Tripitaka into English: Four Paradigms）。姚腾来自中国西安，在西北大学念博士，是李利安的学生，现正在研究汉语藏经“汉译英”问题。他本人英文本科毕业，至今仍在忻州师范学院任教。

  佛典英译，是伴随着英国人在东方探险，开拓商业，以至殖民和传教行为而兴起的。据姚腾研究，自十八世纪到现在的近两百年中，佛典汉英翻译大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福音模式，二为学院模式；三为诗化模式，四为佛教模式。所谓福音模式，是指十九世纪中叶基督教传教士为了传教，以圣经语言来翻译汉文佛典；所谓学院模式，是指欧洲学院派学者根据研究兴趣以阐释或翻译汉语佛典，其中“法比”学派的佛学家最为重要，后来美国的佛教学者也跟随这种模式。至于佛教模式，则是指十九世纪末，东方僧俗佛教徒出于信仰和传播佛教，把汉文佛经译成西文，日本铃木大拙是早期的实践者。此外，诗化翻译模式是比较特殊的一类。汉译佛经中不仅存在大量诗偈，也存在着中日韩僧俗所写的诗偈，用诗歌体翻译这些诗偈，当然是合适的。

  腾对这四种模式评论道，福音模式已经沉寂了。学院与诗化模式将继续存在，但与佛教翻译模式相互交织，因为翻译者身份可能是多重的（信仰与学者身份兼备）。姚腾总结说，这四种模式对佛典的汉英翻译仍旧有持续性的影响。

  随着“一路一代”政治意识的催动，汉文佛典西译也成为当下东西文化交流中一个节点，为中国政府所关注，但如何把佛典翻译成西文，肯定不是一种政治化、关起门自行其是就可以成功的。佛教佛教翻译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佛教翻译离不开政府和团体的支持，但根本还是需要“民间化和国际化”，让专业人才和基金自由组合，才能保障翻译质量，过度政治化无法保证翻译的可读性。
  中文组中共有21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文章在题目选择与方法论使用方面比较新颖，值得人注意。这两篇文章是：中国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生2016 级博士生熊一玮写的〈‘佛说月上经’版本与流传研究〉一文；日本京都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科博士生李静写的〈从京都的‘五山送火’仪式考察当代日本佛教的特征〉一文。

  先看第一篇，〈佛说月上经〉这部经的内容比较奇异，大意是讲维摩诘之女“月上”累世修行的故事。据说她刚出生时，大地震动，光明四溢，树出酥油，乐器自鸣，覆藏自出。她出生时就姿容端正，圆满如月，令人观之不厌。熊一玮这篇文章的写作很用心，很能体现敦煌文献学研究的一般风格，即注重版本源流的考评。作者首先概述了本经在海内外藏经录入的情况，其次比较了本经存世的多个手抄文本——俄藏本、敦煌本和日藏本之间的关系。她通过文字书写风格，文字讹误的一致性判断出这三个文本有亲缘关系，而且很可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此外本经是由阇那崛多亲自翻译的，而他出生在印度北部，那么这部经肯定有过梵文原本，这也就排除本经是伪经的可能。最后作者探讨了本经对禅宗和日本民间故事的影响，反映了〈佛说月上经〉在历史中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本文兼顾研究文本的文献学与社会意义，显示了较成熟的方法论意识。

  佛教文献学素称难治，因为涉及广泛，无有边际，常人入于其中，也难得有丰硕之成功，但佛教文献学作为佛教研究的核心基础，是所有佛教研究者所必备的常识，作者有意识地运用这种方法论来做研究，可见其学术理想和毅力。
 
第二篇由李静所写的〈从京都的‘五山送火’仪式考察当代日本佛教的特征〉一文也很有意思！似乎有意识地采用了宗教社会人类学方法来考察这种存在于日本的民俗活动。

 那什么是“五山送火”呢？维基百科说：“五山送火是京都有名的民俗活动，和葵祭、祇园祭、时代祭并称京都传统四大节庆。 毎年8月16日在五山生火，将称作精灵的死者之灵送到另一个世界。” 这种活动本与佛教的盂兰盆会或施饿鬼有关，后来演变成祈福和攘灾。具体作法是在8月16日8时在京都周围的五座山上燃起“大文字形”“船形”“鸟居形”的篝火。参与者借助火既能送走或安慰亡灵和祖先，也可驱除自己身心中烦恼和晦气，在火光映照中喝下清水，还可以去除疾病。

 李静认为这种“五山送火”仪式反映出日本佛教的以下特征：一是寺檀制度（意为寺院所属的信徒家庭）现在依然存在。二是对祖先灵的崇拜和供养是佛教的重要实践活动之一。三十“神佛习合”这一信仰系统的痕迹依然存在于当代日本社会。不过李静又指出，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以神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传统的寺檀制度罔顾个人的心灵需要，使人无法自由选择宗派信仰和实践方式，这导致乡村家族制度快速崩解，宗族文化进一步弱化，加之少子化严峻，佛教文化的传承面临极大困难。

 世俗化，神圣消减，这是东方文化面对西方文化冲击后普遍现象。如何在“后工业与后现代”社会背景中重新寻找佛教生存与发展的着力点，重新阐释自己的生命哲学，这是每个佛教徒需要思考的问题，这包括日本人，也包括中国人。

  此次会议论文比较多，难以尽评，其中有关论部的文章竟有三篇，确值得注意，如人大宗教学硕士毕业、现在日本高野山大学读书的狄宣亚写有〈说一切有部的择灭思想-以‘大毗婆沙论’为基础〉一文；中国上海复旦大学2016级哲学硕士 宗教学专业的易琦写有〈基于‘意现量’对‘诸根互用’进行浅探-以“成唯识论”为中心〉一文；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的博士生高明远（Mr.Gao Mingyuan）写有“Samanantara-pratyaya and Saṃtati:The Perspective of Early Sarvāstivāda Ābhidharmikas and Dārṣṭāntikas.一文，他是法光法师的学生。这三篇文章说明汉语佛学界有重视论义研究的倾向。

  此次会议有些几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就人员来源地而言。本次英文组中斯里兰卡人数最多，这反映该国的佛学研究界比较活跃，实力较强；中文组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高校的硕士和博士生，女生还比较多，另外有两三位来自台湾和香港。其次就论文内容而言，可谓百花齐放，无所限制，几乎涉及佛教研究的多种门类，这就很难反映特定领域学术进展的情况。其三就论文所显示的思维和方法论而言，有的论文多有尝试性，探索性特征，创新和深度不太够，有些论文还显得稚嫩和生涩。其四就PPT的制作和演讲技巧而言。有的人PPT制作比较满，字幕太小，失去直接传到的功效。在演讲方面，有的人脱不开文字，口头表达能力不太自然。

 由上可知，大陆来得人较多，佛教研究走出来的意识增强，不过英文组中大陆人很少，这说明中国大陆用英文研究佛教的人比较少，这种现象应该有意识去改变。至于论文内容稍显杂乱，聚焦不够，或许采用专题方式会好一些。如何拓展论文的深度和宽度，以显学术之规范性，根本还在知识的扩充与积累，思维的训练与成熟，方法论的实践与熟练上。演讲技巧是知识与思维、性情与能力的表现，关键在于多实践。